甘肃敦煌莫高窟。新华社发

敦煌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局部府上图片

“敦煌”一词，由于和敦煌莫高窟、莫高窟藏经洞，以及敦煌学连在一说念，不仅在国内妇孺齐知，辞天下上亦然申明远播。但自近代以来，对于“敦煌”又名的由来过甚含义，一直存在不同的统一息争释，直于当天仍然是诸说独立，歧见纷呈，令东说念主无所适从。本文拟在转头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建议我方的一些成见。

1.“敦煌”一词的出现赶早期的解释

中文“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记》。原文是：“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10页）以上引文的配景是汉武帝向张骞商榷西域列国的情况，张骞在先容大月氏时提到了敦煌这个地名。这段对话发生的时候是在敦煌与河西归汉之前，天然也在敦煌设郡之前。

此外，在《史记》卷逐一○《匈奴传记》中，也提到了敦煌：“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史记》，第3498页）这段引文是在先容汉武帝将河西纳入华夏王朝疆土以后，匈奴在河西以北屯驻右方兵，窥视酒泉和敦煌。显然，这一事件发生在敦煌设郡以后，敦煌是作为郡名出现的。

比《史记》晚一些的《汉书》，也屡次提到了敦煌。如《汉书·西域传》中有：“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0～3891页）这条材料所记和上引《史记·大宛传记》的纪录应为并吞事，其史源很可能来自《史记》。又如《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载：“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汉书》，第2691~2692页）这段笔墨纪录的亦然张骞和汉武帝的对话，是张骞向汉武帝先容西域的另一个小国乌孙的时候提到了作为地名的敦煌。这两段笔墨发生的时候和上引《史记·大宛传记》的记录不异，是在汉朝将敦煌与河西纳入疆土之前。再如《汉书·西域传》纪录：“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时常起亭。”（《汉书》，第3873页）这条材料是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河西匈奴以后，在先容汉朝在敦煌设郡和设郡以后的看守情况时，提到了作为郡名和地名的敦煌。

《汉书》以后，联系敦煌的纪录就史络续书了。从以上引文不错看出：第一，作为地名的敦煌，其出现的时候早于西汉雄兵打败河西匈奴。换言之，早在匈奴截止河西的时候，敦煌就已作为地名出现了。第二，在最早的史秘书载中，敦煌的“敦”字还有“燉”和“焞”两种写法。依据古代字典的解释，“燉”“焞”两字是互通的。

最早对“敦煌”一词进行解释的是东汉东说念主应劭。他在《汉书》卷二八下《地舆志》下“敦煌郡”条的注目中说：“敦，大也。煌，盛也。”（《汉书》卷二十八下《地舆志》下，第1614页）唐代李吉甫更进一步弘扬了应劭的解释，他在《元和郡县图志》“敦煌县”条中说：“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闻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说念》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6页）该书点校者认为上引李吉甫的笔墨有脱误，应作：“敦，大也。煌，盛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闻名之。”从《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来看，点校者的推补是正确的。但以往援用者多半莫得细心到前东说念主对该书的校勘。非论怎样，以上纪录都标明李吉甫摄取了应劭对敦煌的解释，并将其慷慨的原因进一步和丝绸之路（开广西域）研究起来。

以上是我国古代史家对敦煌的记录息争释，并获得了历代史家的招供，直到清末以前，未见有东说念主建议异议。

2.近代以来对“敦煌”一词由来过甚含义的重新解释与相关争论

以上对敦煌的纪录息争释，从才气论角度来看，不错称为汉字解释旅途。近代以来，许多国表里学者愈加倾向于胡语音译的解释旅途，至于开首于哪种胡语，近百年来已有多种臆测。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敦煌”为突厥语的音译。1994年，钱伯泉建议“敦煌”为突厥语“tawuz”（瓜）之音译（《“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第44～53页）。2022年，杨富学、熊一玮亦认为“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语”，并臆测早期河西部族多属古突厥种，汉代在河西设郡前见于汗青的地名多属突厥语。但对是否突厥语“tawuz”（瓜）的对音，则持严慎魄力，认为“尚有待进一步证实”（《“敦煌”得名考原》，《敦煌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5～114页）。第二种认为“敦煌”是大月氏语的音译。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敦煌”二字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的译音，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西北古地研究》第90～91页；《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1932年版）。谭世保指出，“都货罗”之名始见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比敦煌之名晚出七百多年。故早出的“敦煌”不可能是晚出的“都货罗”的音译。2011年，李正宇应用对音，论证《山海经》中“敦薨”即敦煌，并臆测“敦薨”为月氏语（《“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第78～82页）。第三种，贝利早年建议“敦煌”来自塞语“druvāna”的译音，意译是“坚固的城堡”（姚放纵：《敦煌为什么叫敦煌？》，《文讲述》2018年9月14日第8版）。第四种，梅维恒认为“敦煌”是“dramga”音译，可能开首伊朗语，有“主理、固定”之义（梅维恒著，王启涛译《“敦煌”得名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第217～219页）。第五种，李得贤臆测“敦煌”为羌语“朵航”的对音，意为“诵经地”或“诵经处”（《敦煌与莫高窟释名过甚它》，《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86～89页）。杨富学、熊一玮已指出敦煌又名出当前释教尚未传到中国，是以此说亦属用晚出胡音比对早出的“敦煌”。第六种，王宗维臆测敦煌是“吐火罗”的音译。他在李正宇之前就建议“敦煌”在汉以前作“敦薨”，性爱姿势图和李正宇的不同处在于他认为“敦薨”“敦煌”都是吐火罗的简译，“敦薨”“敦煌”“吐火罗”为并吞族名。“敦薨东说念主”作为族名，“经过小月氏东说念主的口译，张骞就以‘敦煌’二字记录下来”，以后族名就变成了地名（《“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东说念主》，《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72页）。第七种，海风认为文件纪录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Scythians东说念主”即秦所称的塞种东说念主或赛东说念主居于敦煌，其时候早于匈奴东说念主。因此“敦煌”这个地名的由来可能与希腊东说念主联系（《敦煌地名的开首过甚他》，《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6日，第4版）。对此，王冀青指出，海风所说的“Scythians东说念主”，我国译作“西徐亚东说念主”，“不等于希腊东说念主”。是以，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即西徐亚东说念主）也毫不是希腊东说念主（《敦煌地名与希腊东说念主无关》，《地名学问》1987年第4期）。

以上转头标明，在当年一百多年间，中外学者建议的“敦煌”二字的胡语对音，险些触及了统统古代在河西乃至西北居留过的胡东说念主。固然认同胡语音译解释旅途者东说念主多势众，但也有几位学者对峙汉字解释的旅途。其中代表东说念主物是谭世保。他“确信，‘燉煌’完全是按其中文的两个字之本义组合之独有名词，绝非胡语音译”。他还认为“任何胡语译音说都是齐全摒除以中文本义解释的”。“古东说念主对胡语之名词术语，要么就纯用音译，所用汉字只求与胡语音近同而舍其本义；要么就宅心译，只求其义近同而不成求其音似”。“燉煌有义而其他胡语齐无义。因此，与其说燉煌是胡语之音译，倒不如说上述胡语是燉煌之音译”（《燉（埻、敦）煌考释》，《文史》第三十七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59～61页）。连年，李并成和李汀都发文援手谭世保的成见，李并成认为解释“‘敦煌’的得名，应站在汉王朝方针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大配景的高度上去探讨考释”（李并成《“敦煌”得名新考》，《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1期，第37～40页；李汀《“敦煌”释名正源》，2022年，“敦煌市文学广电和旅游局”公众号）。

就论证而言，“敦煌”得名源自哪种言语的语音，在府上不及的情况下，其效果有可能被证伪，却永久也无法证真。从上文的转头不错看出，被证伪的臆测大略是时候顺序倒置，如“都货罗”“朵航”与“敦煌”的对音均属此类，是学术上的“关公战秦琼”。大略是空间错位，如海风建议的希腊东说念主说，最终解说其所说的“希腊东说念主”与敦煌无关。以上之是以将被证伪的臆测和未能证实的多样臆测都陈设出来，意在线路在目下的府上情况下，试图用对音的才气详情“敦煌”二字的具体由来，不是一条到手的解释旅途。早在80多年前，精明西域多种胡语的伯希和就曾警戒学术界，“咱们未能确知甘肃西部在那时究用何种言语之前，任作何种聘用都是耗损来回的”（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0页）。岑仲勉在几十年前指摘联系敦煌得名的多样臆测时，也认为“诸说齐无稽”。而对峙汉字解释旅途的谭世保等东说念主，认为“敦煌”二字绝非胡语音译，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如前文所述，敦煌之得名早于汉朝经略河西之前，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敦煌当地住的都是胡东说念主，主如若匈奴东说念主。张骞向汉武帝自述是在居留匈奴本事听到“敦煌”这个地名的，是以张骞听到的最大可能是匈奴语的语音。

因为解释旅途不同，且两种解释旅途都有无法克服的费事和问题。是以，一百多年来，两种解释旅途基本变成各说各话的处所。由于穷乏新的念念路和视角，许多著作未免给东说念主以炒冷饭的嗅觉。可见，要破解以上难题，还需要其他新的解释旅途。

3.“敦煌”一词的拟名应该属于音义兼训

上文提到的认同胡语音译解释旅途的学者，都反对用汉字意涵来解释“敦煌”一词，认为那是牵强附会。而对峙汉字解释旅途的学者，又都反对“敦煌”来自胡音。两边各执一端，遂使这一问题堕入了死局。要改变这种处所，前提需要解说用音义兼训来解释“敦煌”一词的拟名，不仅在表面上是不错说得通，况且在实践层面亦然有不少例证的。

从道理道理上说，一个地名的得名由来和所主张汉字只是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对于一个处于“他者”地位的赋名者而言，用汉字记录一个“耳听之”的地名，开拔点天然是要采选同音的汉字，但也有可能同期聘用有汉字含义的组合。也等于说，翻译者在对译音地名赋以汉字的时候，议论对音的同期兼及汉字的含义，在表面上是完全可能的。这等于古代的音义兼训，现代翻译界称之为音意兼译。准此，即使“敦煌”一词是少数民族言语的音译，它也可能同期具有这两个汉字自身所具有的含义。如与敦煌并举的“祁连”，以往一直被认为是匈奴语“天”的音译。但“祁连”二字的组合也并非松开登第的译音字，“祁”有“繁多”之义（如《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连”有“贯串、聚积”之义。寓意祁连山是由繁多相连的山脉构成，还不错扩充为草木茂盛的山。又如被尊为神的印度古代名医，梵语“Jivaka”，汉字被译为“耆婆”，既兼顾了“Jivaka”的音，又抒发了其为父老的意涵，还不错扩充为对长命的期盼，亦然古代音义兼训的典型例证。释教名词的翻译，也有一些音义兼训的例证，如梵语“Yama-raja”，被译作“阎王”；“Māra”，被译作念“魔”，等等。还有，明末徐光启和意大利布道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底本》时，把“Geometry”译成“几何”，亦然既议论了对音，又抒发了测量地盘之学问的义。直到近现代，咱们对国名和东说念主名的翻译，也不乏这么的例证。如近代把“America”翻译成“好意思利坚”，把“England”翻译为“英吉祥”等，也都是议论了对音和汉字含义两个方面的身分。其实，不仅是汉语的翻译，英文的翻译也有音义兼训的例证。如丝（silk）和瓷（china）的翻译，都具有这一本性。当今，这仍是成为翻译界翻译独有名词的一种遑急取向了（可参看胡清平《音意兼译—外来语中译之首选》，《中国翻译》2001年第6期）。以上论证标明，以往考虑这个问题的学者将译自胡音和具有汉字意涵齐全对立起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音义兼训自古于今都是客瞻念存在的。

把柄史秘书载，张骞向汉武帝先容河西和西域时，采选的不是笔墨陈述的方式，而是“具为皇帝言之”（《史记》第3808页），也等于表面陈述。这小数《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的纪录不错进一步证实：“皇帝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汉书》，第2691～2692页）。这些纪录都标明，“敦煌”这个名词是源于张骞和汉武帝的对话，这两个字的胡音虽是出自张骞之口，但落实到汉字，最大的可能是细腻记录的史官所为。换言之，“敦煌”作为地名是源于口述史学，这两个汉字的赋名权应属于记录汉武帝和张骞对话的史官。

《史记》《汉书》对张骞的描画是“为东说念主强力，宽大信东说念主”。从其勇于应募出使西域来看，也应该是一个裕如冒险精神的行为者，而并非玄奘一类善于作念笔墨记录的东说念主。这么看来，以往中外学者认为“敦煌”作为地名的发明权属于张骞，很可能不是历史事实。而汉武帝身边细腻记录的史官都应该是那时的饱学之士，是以，他们在听到张骞发出的胡音后，详情用“敦煌”作为地名，应该是同期议论到对音和汉字含义两个方面的身分。如果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汉武帝向张骞探询西域列国的情况，不单是是出于兴趣，更遑急的是要方针西域，买通丝绸之路。汉武帝身边的史官天然了解皇帝的心念念，他们在给敦煌赋名的时候，天然会议论到向西域张扬大汉国威的身分。是以，后代史官对于“敦大煌盛”的解释，亦然相宜张骞与汉武帝对话时的语境的。咱们不应该把“敦大煌盛”只是统一为对敦煌地区的描画，更应看作是大汉王朝意欲逾越西域的象征性璀璨。详情了“敦煌”二字是音义兼训，就不错肯定应劭和李吉甫等古代史家采选的汉字解释旅途是莫得问题的。新莽时间，曾改“敦煌”为“敦德”，亦然将“敦煌”二字看作具有汉字意旨的组合。

至于《史记》《汉书》中出现的“燉煌”和“焞煌”，也不错通过口述史学来作念出解释。因为只是张骞和汉武帝对话的记录，不同的记录者对译音的地名采选了不同的汉字亦然宽泛的。谭世保曾对《史记》《汉书》以后的正史和其他汗青，以及简牍、碑刻、官私通知中的“敦煌”二字作念过通盘检索。效果是“焞煌”基本未再出现，“敦煌”和“燉煌”在不同的正史或不同期代轮流或交叉流行。约莫是汉代至南北朝“敦煌”比拟流行，唐至清代“燉煌”比拟流行。这是因为唐王朝以官方表面肯定了“燉煌”，在此确立的行政机构也称“燉煌郡”。是以唐代的史书和官私通知也基本上使用“燉煌”二字。尔后直至《清史稿》才又使用了“敦煌”二字。谭世保认为“‘燉煌’是正规写法，‘敦煌’则是庸俗假借”。就唐代而言，他的成见是正确的。但如果放在通盘中国古代的大配景下，还应该是“敦煌”更为流行。更遑急的是，中国古代史家对“敦煌”的解释是以“敦”作正字的。因为唯有“敦”有“大”的含义，“燉”莫得“大”的含义。即使是在唐王朝证实“燉煌”为正规写法的配景下，唐东说念主李吉甫仍然肯定并扩充了“敦大煌盛”的解释。这线路在李吉甫的心目中，“燉”才是异体字。是以，咱们应该证实，“敦煌”是正规写法，就这个地名而言，“燉”是“敦”的异体字。“敦煌”一词的不同写法，在历史上阻隔或交叉流行的面目，其实也显现出它是来自译音的地名。

还应该指出，在地名、东说念主名、族名等独有名词的翻译史上，不仅在对译音名词赋以汉字的时候有可能会议论到汉字自身的含义，即使是隧说念对音的独有名词，在流传经由中也有可能被编削为同音的有寓意的汉字。如“焉支”二字，本是匈奴语的译音，自后又写稿“胭脂”，就变成了具有汉字含义的名词。近似的还有上文提到的“魔”（Māra），本来开拔点是译作“磨”，亦然隧说念的对音，汉字无义。到梁武帝时被改译作念“魔”，就变成了有益旨的汉字。又如《元平墓志》中的“拓跋埿”，在《魏书》中被译作“拓跋仪”，“埿”和“仪”都是鲜卑语的对音，应是史官认为“埿”瞻念，故而将其改为具有好意思好意涵的“仪”。以上都是由隧说念的对音在流传经由中被编削成有汉字含义的同音字，从而变成了音义兼训的案例。“焉支”变作“胭脂”，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古东说念主牵强附会，含糊古写。其实，这也不错看作来自译音的独有名词在流传经由中逐渐原土化的一条旅途。以上情况对于统一古代史家对“敦煌”二字的解释也具有遑急参考价值。

总之，“敦煌”一词应是来自胡语之音译，最大可能是来自是匈奴语之音，但史官在用汉字赋名的时候既议论到了对音，也议论到了其汉字的含义，属于音义兼训之译名。自汉至清末，总揽者和学问界一直将其看作汉字地名，古代史家亦然将其四肢汉字地名进行解释。近代以来，受西方应用对音才气对地名、族名等独有名词进行探源民俗的影响，中外学者对“敦煌”二字译自哪种胡语之音也作念过许多臆测。这些探索的历程解说，如果莫得新的材料发现，这种解释旅途似已莫得再作念尝试的价值。

作家 | 郝春文

开首 | 光明表面小宝 探花